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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乐亭记鉴赏
鉴赏
作者:佚名
写于庆历六年(1046)。所谓“庆历新政”,仅经过一年多时间,就在庆历五年春宣告失败,执政大臣杜衍、范仲淹等相继被斥逐。欧阳修因上书为他们辩护,也被捏造罪名,贬于滁州。滁州五代时为争战之地,备受破坏,经过宋初近百年的休养生息,已初步恢复元气。州西南琅琊山为游览胜地,欧阳修政事之暇,颇喜寻幽访胜,辟地筑亭。此文除记述建丰乐亭的经过及与滁人共游之乐外,还描绘了滁州从战乱到和平的变迁,从而寄托了安定来之不易,应予珍惜的命意。
无论是记述还是描绘,全文都是围绕“乐”而写:建亭取名为神经是思乐;与滁人共游为“乐”,是享乐。乐在亭中,乐在山川,乐在和平安定的岁月。
欧阳修的散文,语言简洁,含义深远。全篇不足500字,却多角度、深层面地写出了“丰乐亭”的“乐”意。
处地之“乐”——自然与创造。
欧阳修能够在滁州饮到甘甜的泉水,赏到优美的景致,都是大自然所赐,当然乐;看景致,仅在距滁州百步的地方,上有“耸然而特立”的“丰山”,下有“窈然而深藏”的“幽谷”,中有“滃然而仰出”的“清泉”,能不乐?乐是乐,但作者不想只得一时之乐,也不愿独享其乐,于是在自然赐“乐”的基础上,又用人力去创造“乐”,去丰富“乐”——“疏泉凿石,辟地以为亭,而与滁人往游其间”。真可谓是由“乐”而造亭,由亭而生“乐”,“乐”何其多,人“丰乐”,亭也就叫“丰乐亭”了
处时之“乐” ——机遇与幸运。
只有“乐”之地不能成就其“乐”,还必须处在“乐”之时。而作者和滁州百姓,正巧碰见了这“乐”时,这“乐”的机遇,能不感觉幸运吗?作者写处时之“乐”,是从四个方面来写的。一是“乐”之久。滁州在五代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,没有什么安定可言,而宋太祖赵匡胤“尝以周师”平定此地。到了作者所处的时代,再想去寻战争的遗迹,也已经不可得,因为“故老皆无在也”,“天下之平久矣”,百姓“休养生息,涵煦于百年之深也”。二是“乐”之源。远源是“唐失其政,海内分裂,豪杰并起而争”,近源则是“宋受天命,圣人出而四海一”。说白了,这“乐”之源其实就是大宋皇帝,是他使得“向之凭恃险阻,铲削消磨,百年之间,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”。三是“乐”之况。既然处于“乐”之地,“乐”之时,那百姓到底是怎么个“乐”法呢?看吧,“今滁介江淮之间,舟车商贾、四方宾客之所不至,民生不见外事,而安于畎亩衣食,以乐生送死”。用现代一点的词语表达,就是“百姓丰衣足食,安居乐业,生老病死,顺其自然,一派田园风光”,于是作者“日与滁人仰而望山,俯而听泉;掇幽芳而荫乔木,风霜冰雪,刻露清秀,四时之景,无不可爱”,多么惬意呀!这是想当年陶渊明连做梦都想过的生活,现在让宋朝的欧阳修和滁州百姓过上了,这种“乐”,局外人怎么能体会得到呢?四是“乐”之思。人常说:饮水思源。既然尝到了“乐”的甜头,那就一边“乐”,一边思——让百姓“知上之功德”,“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,幸生无事之时也”。而作者更没有忘记“宣上恩德”是自己的职责。在“乐”的过程中,让百姓思德报恩,懂得这“乐”来之不易,应当加倍珍惜,以拥护赵宋王朝。这也是本文的深层内涵。
处人之“乐”——井然与融洽。
作者欧阳修时为滁州刺史,是朝廷命官,如果他只知道自己享“乐”,自己陶醉于山水之间,沉迷于美景之中,那就不是真正的“乐”。真正的“乐”在老百姓那里,在于民风民俗民愿民心,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与民同乐”。欧阳修深知这一点,因此,他体察民情,关心百姓疾苦,将滁州治理得井然有序,与百姓相处和谐,关系融洽,于是他才得情致,“乐其地僻而事简,又爱其俗之安闲”,“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,而喜与予游也”。百姓喜欢与自己游,那怎么能不“乐”个痛快,“乐”个天翻地覆呢?
这篇散文,融记叙、议论、抒情和描写于一体,以“乐”开篇,以“乐”终结,“乐”贯串始终,景怡人,情动人,理启人。他的《醉翁亭记》让人跟着“醉”,他的《丰乐亭记》让人跟着“乐”,真不愧为传世的姊妹篇呀。当然,还必须认识到,这两篇散文都间接地、含蓄地抒发了作者“乐”与“醉”之中的愤郁和不平。